核心提示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魯迅所倡導的“新興木刻運動”中,受到民族主義激勵的一批青年拿起刻刀為國家命運和革命真理振臂疾呼,其中,胡一川的刻刀尤其銳利。一幅版畫《到前線去》發出的吶喊震蕩了千萬愛國人士的心。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廣州美術學院首任院長,胡一川對於華南美術教育影響深遠。他安居於廣州美院,投身於表現主義油畫的創作實踐中。
  從民間藝術和戰鬥實踐中汲取的經驗讓中國的黑白木刻蛻變為活潑靚麗的套色木刻,胡一川的木刻成為中國木刻版畫史上獨樹一幟的標誌。新中國成立後,胡一川與徐悲鴻創建中央美術學院,又在數年之間先後南下創建中南美專和廣州美術學院,培養了幾代優秀的藝術人才,成為新中國美術教育史上功勛卓著的教育家。
  作為率真浪漫的藝術家,他的前半生用藝術追隨革命,以木刻的形式表現時代;後半生則在油畫創作上達到了另一個高峰,成為中國藝術史上少見的“雙畫大師”。胡一川在晚年迎來了火山噴發般的油畫高產期,他獨特的造型、線條、色彩和情趣備受名家稱贊,讓中國現代油畫具備了另一番面貌。骨子裡的藝術追求讓他始終保持著融化現實、超越現實的藝術表現力,成就了一顆溫柔敦厚與錚錚傲骨融為一體的雄壯靈魂。
  結緣木刻
  木刻導師闢前路
  革命少年志求真
  1910年,胡一川出生於福建西部農村一個貧窮的華僑家庭,原名胡以撰。兒時家境貧寒,9歲那年,母親因鼠疫病逝,胡一川承擔起了照顧三個弟弟的擔子。12歲時,因實在“生活不下去了”,其身在南洋的父親讓水客把他和弟弟帶到了爪哇;15歲小學畢業後,他隻身返回國內。
  童年時代的胡一川有著堅強的個性。他喜歡在野外的河裡游泳,喜歡夜晚躺卧在廚房的柴堆里聽祖母講各種稀奇古怪的故事,還喜歡在大自然中觀察蝴蝶富於變化的顏色,看風箏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或者縱情唱歌。這種勇敢精神和富有自然氣息的浪漫情懷伴隨了他的一生。在印尼,一位從上海美專油畫專業畢業的小學教員陳文美髮現了胡一川的繪畫天賦,便開始給他上了啟蒙的一節課。
  1925年,胡一川獨自回國,進入廈門集美學校學習,不久升入集美師範部,師從張書旗學習潑墨國畫。期間,國內發生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此時恰逢魯迅先生到廈門,魯迅先生激動人心的演講激起了胡一川的愛國熱情,堅定了他做一個愛國、愛藝術的人的畢生信念。
  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國立藝專,開始接受專業系統的美術教育。當時的校長林風眠受法國畫派的影響提倡“色彩的解放”。在這裡,他師從潘天壽先生學習國畫,師從吳大羽學習水彩,還跟隨法國畫家克羅多學習素描和油畫,奠定了良好的美術功底。該年冬天,胡一川積極加入了我國第一個左翼美術團體“一八藝社”。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先驅,魯迅先生很早就開始從歐洲引進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等西方藝術思想,他對以波蘭畫家珂勒惠支為代表的木刻藝術的推介尤為用力。當時的一八藝社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涌現出了一批優秀的藝術青年,如李可染、季丹春、胡一川、劉夢瑩、王肇民等。
  魯迅為展覽撰寫《一八藝社小引》。“時代是在不息地進行,現在新的、年青的、沒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這裡了,以清醒的意識和堅強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漸生長的健壯的新芽。”這一評價不僅確立了中國現代美術的轉型標誌,也給了“一八藝社”的青年藝術家們很大的鼓舞。魯迅先生參觀展覽後非常感動,特別提到了“胡以撰君的幾幅木刻作品”的難得。胡一川從魯迅的激勵中,樹立了投身革命藝術的堅定信念。在此期間,胡一川以比較成熟的刀法和獨特的風格創作了《徵輪》、《饑民》、《流離》、《恐懼》等黑白木刻作品,大膽地批判了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現實和人民生活的艱辛。
  1932年,胡一川親眼目睹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他以此經歷刻成的套色木刻《閘北風景》,成為中國現代版畫中最早的套色木刻作品。此後,他又鍥而不捨地創作了《失業工人》、《到前線去》、《怒吼吧!中國》等木刻作品。《到前線去》則成為新興木刻運動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之一。
  1933年,胡一川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直接投身工人運動,參加工聯,參與編輯《工人畫報》。他參展“為援助東北義勇軍聯合畫展”的幾幅作品被魯迅購藏。同年7月,因從事地下交通和文件保管工作,胡一川被捕。
  在上海的監獄里,胡一川與鄧中夏同居一室,受到其深刻感染。當時的“白色恐怖”形勢十分緊張,由於國民黨殺害了許多革命志士,外界都以為胡一川也已經犧牲。在這種情勢里,胡一川同獄友一起參加了絕食鬥爭,使得他和鄧中夏被釘了四十天腳鐐。但他依然保持著對藝術的高度熱情,在獄中經常唱歌、讀書,畫畫沒有紙筆,就用手插在褲兜里在大腿上畫,還請難友們當模特作畫,在獄中還創作了木刻連環畫《大興紗廠》。
  投身延安
  輕騎奔突浴戰火
  文藝陣線創新刻
  1937年,胡一川扮成商人,經杭州、上海、西安等地,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延安,被安排在“兒童劇團”和“抗戰劇團”工作。胡一川就接連創作了《組織起來》、《盧溝橋戰鬥》、《消滅漢姦托匪》、《交公糧》等一批作品,成為延安新木刻第一人。
  1938年5月,周揚把他調入“魯迅藝術文學院”擔任教員,並囑托由他主持成立一個“木刻研究班”,將來到延安的眾多木刻工作者團結起來。胡一川迅速組織人員在延安鼓樓下辦了五期木刻壁報,沃渣、陳鐵耕、江豐、馬達、焦心河、羅工柳、華山、彥涵等都是當時的成員。
  在紀念魯迅逝世兩周年的時候,研究班出了一本木刻集,分送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胡一川在後記中第一次提出了“組織木刻輕騎隊,到敵人後方去開展木刻抗日宣傳”的主張。
  這一年冬天,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胡一川組織了“魯藝木刻工作團”(簡稱“魯團”)並任團長,深入敵後開展鬥爭,渡黃河、越呂梁,進入太行山革命根據地作戰地宣傳,他們的木刻作品和展覽鼓舞了軍隊的鬥志。他們繼而在《新華日報》華北版辦了副刊《敵後方木刻》,作為宣傳陣地。這段時間,他們跟隨八路軍前沿部隊一起出生入死,見證了戰士們浴血奮戰、流血犧牲。正是這段廣泛參與體驗戰鬥的經歷,讓他們與武裝部隊一道,成為敵後抗日鬥爭的另一支“木刻戰鬥部隊”。
  胡一川主張,藝術創作不論在內容題材上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應該結合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際,他們採用了民間印染法,用染布顏料和有光紙夜以繼日地趕印一萬多張套色木刻年畫。兩個鐘頭之內,被集市上的群眾蜂擁搶購,頃刻賣光。
  此時的胡一川基本從過去的油印黑白木刻轉向了水印套色木刻,藝術表達和色彩應用具備了更高的審美風格。他們進而建立了一座木刻工廠,用手工操作擴大木刻宣傳品的印刷。這時期胡一川創作了《軍民合作》、《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等作品。此外,胡一川不忘木刻教學,在許多地區開展“木刻訓練班”,這種應時之需、配合戰鬥的訓練班吸收了一大批新學員,形成了敵後抗日藝術鬥爭的燎原星火。即便是受傷住院期間,胡一川還專門為木刻教學編寫了一本《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簡史》。
  這一系列的創作實踐開創了根據地藝術創新的新路,即從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鬥爭實際中開展創作。它蘊含著“文藝與生活的結合”、“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等深刻內涵,具有開闢性意義。胡一川的藝術思想,與延安文藝座談會確定的文藝方針相契合。座談會後,胡一川更加受到鼓舞,連續創作了《不讓敵人通過》、《勝利歸來》、《牛犋變工隊》、《攻城》等一批優秀的套色木刻。
  1945年8月,隨著鬥爭形勢的發展,胡一川奉命轉至張家口的華北聯大。由於胡一川的藝術主張過於獨特,在華北聯大受到了“形式主義”的批判。他堅信自己在套色木刻上將現實內容和表現主義形式結合的創造路線是具有意義和價值的,因此他寫信給有關負責人說:“現在你們不懂我的畫,再過幾十年你們就會認識到我的作品的價值。”
  張家口解放後,一個偶然的機遇,胡一川發現了一套日本人留下來的油畫工具和材料,立刻買了下來,他早年對色彩和油畫的熱情得到激發,從此開始創作油畫。
  情系美育
  美院育英連三校
  廣美高松撫幼松
  北京解放後不久,胡一川奉黨中央的命令,帶領一批華北聯大第三部美術系的老師和40名美乾班的學生,和徐悲鴻領導的北平藝專合併,於1950年2月建立了新的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任院長,胡一川任黨組書記。
  教學方面,胡一川尊重徐悲鴻原有的現實主義風格和重視美術基礎訓練的教學體系,同時把它與延安魯藝的經驗結合起來,主張師生要“重視實際,重視生活、接近群眾、改造思想”。在政治、文藝理論和美術史課程之外,胡一川訂下了每年下鄉下廠搞創作採風的制度,同時鼓勵學生參加土改運動,組織學生參加開國大典宣傳、抗美援朝展覽等。後來,國立美術學院改為中央美術學院。在如此繁忙的工作期間,他還極力抽出時間,創作了油畫《開鐐》、《開灤礦工》等油畫作品。
  當胡一川進入中央美術學院的時候,大多數人並不知道胡一川會畫油畫。直到有一天,徐悲鴻偶然發現了胡一川的《開鐐》,大為興奮地說:“原來你的油畫畫得這麼好!”還沒等胡一川畫完,徐悲鴻就讓人把《開鐐》拿到蘇聯去展覽,並聘請胡一川為教授。胡一川1950年創作的大型油畫《開鐐》的鮮明藝術特征和飽滿的革命熱情得到了蘇聯專家的贊揚,是第一幅被中國革命博物館收藏並榮獲斯大林獎章的作品。
  1953年,全國高等藝術院系調整,中央文化部委派胡一川南下創辦中南美專。1958年,由於中南局遷至南大門——廣州,中南區政治重心南移,“中南美專”也隨之遷到了廣州,改名為“廣州美術學院”,由胡一川擔任院長。
  胡一川幹勁十足,不斷完善教學體系。他就與美院的領導班子一起制定了一個“八一三制”方案:每年在校上課8個月,打好基本功;3個月下鄉勞動,搞採風創作;一個月休息,養精蓄銳“乾革命”。這一科學的“八一三制”成為上世紀50年代廣州美院獨特的教學制度。
  胡一川重視從延安流傳下來的“體驗生活、接近群眾”的優良傳統。因此,每次在學校師生下鄉勞動之前,他都要做一番熱情洋溢的動員講話。胡一川的學生潘行健回憶道:“讓學生融入到人民群眾中瞭解他們的生產、生活、鬥爭,這是胡老一貫的思想。他每次下鄉的動員報告,我們都很愛聽,他在藝術中純粹地對待生活,對待人民,感染了許多學生。”潘行健認為,正是胡一川的思想,確立了廣州美院從人民群眾的生活實踐出發、與時代內容同呼吸、貼近生活等一系列“接地氣”的辦學特色,也影響了一大批日後成名的藝術家在創作中守住生活之源。
  回歸藝術
  激情油彩更勃發
  天真性情彌天然
  回顧胡一川的藝術人生,他前半生投身革命藝術,熱切表現生活、表現時代;後半生則投身於油畫創作,將對錶現主義的熱愛與自身凝練、剛健的藝術風格熔於一爐,創造出極具個性色彩的油畫藝術。
  “做人要老實,作畫要調皮。”這是胡一川的名言。為了藝術他敢於冒險。他的後半生在廣州美院度過,油畫創作成了他數十年默默堅守的事業,他由此開啟了個人藝術生涯的又一次冒險徵程。
  胡一川心系創作,不放過任何一個學習歐洲藝術大師作品的機會,尤其執著於表現主義油畫。1957年和1960年,胡一川先後以中國文化藝術使者的身份出訪蘇聯和波蘭等國,參觀了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華沙等城市的博物館和畫廊,他孜孜不倦地從這些國外油畫中吸取精華,藉以提高自己的技法和表現力。
  每當有俄羅斯或歐洲國家的油畫來華展覽,胡一川總是帶著自己的學生前去學習。上世紀60年代,列賓美術學院送來一批油畫到廣州展覽,胡一川非常激動,立刻組織了一批學生,自己帶頭,將這批油畫全部臨摹了一遍。像高更、莫奈、蒙克等畫家的畫頁他一直保存到臨終前,還不斷拿出來欣賞。
  1983年,胡一川從院長職務上退休,擔任顧問。在廣州美院里,晚年的胡一川終於能全身心投入到魂牽夢繞的油畫創作了。改革開放以後,胡一川感受到現代化建設的勃勃生機和高昂熱情,他的油畫便也開始轉向以現場寫生為主的風景創作了。上世紀80年代,胡一川的足跡遍及十幾個省、幾十個城市和地區,創作了一大批藝術水準極高的油畫。比如反映能源礦區建設的《南海油田》、《紅工煤礦》、《劉家峽水電站》、《閩西探寶》等;反映僑鄉風光的有《炮樓》、《廣海街景》、《開平碼頭》等;反映歷史遺跡的《嘉峪關》、《山海關》、《塞外駝鈴》、《敦煌》等。此外,出於對魯迅先生的深情緬懷,他還在紹興畫了一批精彩的油畫。
  他的藝術似乎總是“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富有現代感”。1984年,德國表現主義畫展在北京舉行,胡一川一連參觀了幾天。他對每一幅畫都要觀賞很久,一會兒在遠處看效果,一會兒在近處研究筆法,絲毫不知疲倦。
  陪同胡一川一起出外寫生的油畫家塗志偉見證了許多胡一川現場寫生的情景,至今看來讓人感受到胡一川那份天真浪漫、痴迷油畫的情態。比如在畫《石佛寺》的前夕,胡一川沒睡一會兒就以為天要亮了,連續四次叫醒塗志偉要出發去畫畫。在蘇州畫《冶春園》時,他非常想把陰天里那一派流水和植物的翠綠調子畫出來,就開始打底稿,在靈感和激情驅使之下,只花了五個小時就完成了這幅油畫。在一旁欣賞的年輕畫家和外國友人對這幅畫贊不絕口。
  胡一川有句名言,“畫畫就要像酒鬼迷酒一樣”,正反映出了他作畫時那種如痴如醉的狀態。這使得胡一川晚年的油畫大多具備高超的藝術水準,令人稱奇。“他的作品有獨特的表現力,畫面充滿陽剛之氣,構圖霸氣,人像、景物粗壯有力,敦厚蒼勁,渾成樸拙……即使在大型的畫展中,在幾千幾萬張畫中間,他的畫一眼就能認出來。”胡一川的女婿塗志偉這樣評論道。
  由於一生偏愛德國表現主義和法國印象派,胡一川的油畫一度得不到重視,但上世紀80年代以後,他的油畫作品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關註和研究。美國一些高校舉辦胡一川油畫展和學術研討會,還將他的畫作為教材內容。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新建成的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被學校命名為“胡一川美術館”,體現了美術界對胡一川藝術成就的認可。2000年7月,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20世紀中國油畫展”中,胡一川教授的《開鐐》、《挖地道》、《南海油田》和《石佛寺》作為主要作品參展,代表了油畫界對他藝術探索的認可。
  胡一川一生的藝術經歷與中國民族革命和新中國社會建設水乳交融,在時刻關註現實的同時又不失去自己的獨立性,秉承了特色鮮明的印象派和表現主義特征,在木刻版畫和油畫兩個美術門類中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留下了一批優秀的美術傑作。他不僅是中國現代版畫的先驅,在油畫的藝術風格和成就上也自成高峰。
  2000年7月14日,胡一川以91歲高齡去世。在那些記錄著一個時代鏗鏘腳步的版畫作品之外,他還留給人們另外一重背影——那些濃郁色彩、雄強線條和激揚表現力的油畫中蘊含著一個藝術家真率而純粹的審美追求。
  策劃:張東明 王更輝
  統籌:陳志 李平科 李賀 李培
  本版撰文:南方日報記者 陳龍  (原標題:丹心刻畫英雄譜 蒼龍走筆雄強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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